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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网上接待工作的探索和完善
作者: 徐琦雄 钱军  来源:  发布时间:2012-12-03  浏览次数:8665  文字显示: 打印

内容摘要:顺应网络时代民众的需求,以海曙区白云街道为典型,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开始通过网络接近民众,加强与选民的联系。与热闹的党政官员网络对话相比,代表网上接待更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能够实现网络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衔接。但代表网上接待也有一些天然的缺陷,对代表素质和组织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代表网上接待这个新事物,不断改进和完善网上接待工作,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渠道。

关键词: 网络民主  代议制民主  代表网上接待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网民人数的急剧增加,网络空间空前繁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4.2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络的迅速发展,不仅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同时也逐步改变着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态。网络特有的去中心化、去行政化、去区域化的特质,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广大网民通过网络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建议、进行舆论监督,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断加大。“网络民主”一词由此应运而生,给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人大工作领域的网络化,正是在网络民主萌芽和发展的大潮中开启的,并成为网络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人大网站建设、会议网上直播、政府财政预算实时在线监督、代表电子邮箱、代表建议网上公示等形式和载体,对增强监督实效、扩大群众参与、强化代表服务、宣传人大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代表网上接待选民,就是近几年人大发展网络民主的其中一个亮点。

一、代表网上接待的实践探索:以海曙区白云街道为例

与我国许多民主政治的创新路径一致,代表网上接待作为民主的新形式,起源于地方和基层。20042月,厦门市人大在“两会”期间安排部分代表与市民进行网上对话,持续时间为1小时,这是较早经由媒体报道的代表网上接待活动。此后,一些地方在“两会”期间也尝试开展了类似的活动。而全国“两会”与网络的结缘,起源于2006年几大门户网站进行的“我有问题问总理”网上征集活动,社会对此反响强烈。适应网民要求,全国“两会”在近几年组织了若干场网上在线交流活动,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就当天会议审议的主要议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人民网、新华网、中国人大网等网站将每场交流活动进行了文字和视频直播。

与上述的代表网上接待工作相比较,海曙区人大常委会白云街道工委组织开展的代表网上接待更具有标本意义。白云街道位于海曙区城西,是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街区。2005年,白云街道在全省首创人大代表联络站,安排代表定期面对面地接待选民,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20099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以海曙区白云街道为试点,在联络站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代表网上接待活动。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已开展8次。与其他形式代表网上接待工作不同,白云街道的做法和特点主要是:

(一)时间安排上,不限于一年一次的“两会”,而是每月一次。白云街道对代表网上接待的设计,一开始就是为了增强代表闭会期间活动实效、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为出发点的。白云街道人大工委在联络站工作中发现,由于联络站活动都安排在工作日,导致前来反映社情民意的大多是老年人,而难以惠及工作繁忙的中青年人群。如果开辟网上直接反映民意的通道,就能够使大量熟悉网络的中青年选民更便捷、更及时、更直接地反映意见。为此,工委曾设立“代表电子信箱,方便这部分群众表达诉求,但结果证明,电子信箱在收纳和回复问题的及时性方面、在增强代表与群众的互动性方面,以及对代表履职监督方面,均无法与网上对话相匹敌。最后,在市、区人大常委会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白云街道决定组织代表,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四开展网上接待,从而使接待工作实现了常态化、定期化。

(二)环节控制上,既有代表与网民的即时交流,又增设了网民预约提问环节。即时交流,即在接待当日,采取代表自领和协商相结合的办法,由代表对网友即时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网民预约提问,是接待的前期缓冲阶段,指的是在确定接待主题和日期后,提前10日接受网民网络留言,接待前两天留言中止,由工委对留言进行集中梳理,再由代表对问题进行归纳整合,并对部分问题的答复、督办进行前期准备。这样的程序设计,既保证人大代表最大限度地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也为更好地引导民意、解决民忧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三)主题设定上,从一开始的主题接待,到逐渐取消主题限定,向无主题过渡。对网上接待,该不该限定主题和内容,对于代表工作组织者来讲,是一个颇为纠结的问题。主题接待内容范围明确,可以邀请业务对口的代表参与,代表也可以做到有备而来,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回复网民,而无需再转交政府部门辗转作答,工作效率较高。但同时,主题明确后,阻挡了大量对该主题不感兴趣的网民,参与面收窄,而且对组织者科学选择主题、充分发掘代表资源等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网上接待的初始阶段,白云街道人大工委先后开展了“谈谈居家养老”、“关注物业管理”、“关注食品安全”等网上接待活动。200912月,为了做好人代会前代表建议线索的征集工作,网上接待未设主题,由网民自由反映社情民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对组织者开展不限定主题接待工作增添了信心。至此以后,网上接待活动未再有主题和内容限定。

(四)工作方式上,在虚拟空间进行网联的同时,也接待群众来访,与代表进行面对面对话。白云街道的一个优势和特色是,代表接待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大代表联络站。网上接待的场所就设在联丰路联络站,代表在网联的同时,也接待群众来访。为了分担代表接待压力,街道安排了工作人员辅助代表工作,从而在以往联络站工作的基础上,实现了代表面联与网联的互补,有效节约了组织成本,而且也避免当来访群众寥寥时,代表无事可做的尴尬。

二、代表网上接待的民主价值——与党政官员网上对话比较

目前,人大代表网上接待还处于摸索之中,除了全国人大的层面,各地的创新和探索似乎显得波澜不惊,没有引起社会过多反响。而在“网络民主”的另一隅,党政官员“触网”——与网友见面、在网上聊天、写网络博客、通过网络征求民意等,似乎更容易成为公众话题。20086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广大网民亲切接触,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公开与网民聊天,媒体就此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网络正式进入中国政治的话语体系。”[1]20092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中国政府网访谈室,与网友在线交流,再次给网络民主带来无限风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全国30个省份和23个中央单位、22名省级党政一把手和11名中央单位一把手加入“网聊大军”。每一次党政官员与网友对话,各大媒体都在醒目版面和黄金时段加以广泛深入报道。海外有媒体甚至凭此预测:中国的“网民问政年”即将到来。 

两者不同的社会反响,折射了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在“官本位”的大环境下,比起代表来,党政官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更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受代表不直接处理问题原则的制约,党政官员解决网民关注的问题更有效率,因此也更容易受到网民的青睐。

但在笔者看来,与党政官员网上对话相比,代表接待网民也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制度生命力比党政官员网上接待更加强大和深远。

首先,从理论上讲,代表网上接待是实现网络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对接的现实途径,而官员与网友对话只作为代议制的补充,难以成为主流的民主制度安排

民主意味着众人的事情由大家共同决定,从民主诞生那一刻,就将“人民的统治”作为核心理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人民的统治”越来越难以适应领土广大、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于是,代议制应运而生,间接民主逐渐代替了直接民主,精英统治代替了人民统治。代议制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在人数上的限制条件”,其“授权,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保障自由”的一系列机制一气呵成,是“既负责又可行的政体,在巨大领域与时间范围内可望实现长治久安”[2],因而逐步成为当今世界民主的主导模式。

采用代议制的现代国家,虽然在法理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就政府体系的微观机理运作而言,最能体现“民主”精神的其实是立法机构,相形之下,行政机构更讲究管理“效率”,而司法机构则更推崇自然“公正”[3]。人民通过选举制度将“治权”交给具有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政治精英,实现了“主人”与“主事”的分离。国家的治理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精英在治理活动中,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智慧原则、权威原则和参与原则之间达到精妙的平衡,[4]作出独立的判断,而非单独一味考虑民众的感受。在一个成熟的代议制国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衡的,主要是议会和司法,政府汲取民意主要是通过议会的渠道,其他的渠道,网络也好、信访也好,只是民意的补充渠道。一些人主张官员网络对话制度化,如同主张官员轮流参与信访一样,并不具有制度意义。

代表网上接待则不同。代表本身就是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民意的使者,承担着传递民声、监督政府的职能。代表法强调:“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由人大代表为主体接待网民,能够有机地将网络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通过网络民主渠道,使更广大的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同时,通过代议渠道,把民众的意见传达给政府,并督促政府落实。这个渠道,比起党政官员网上接待,无疑更符合代议制原理,也更具长效的制度意义。

其次,从效果上看,通过代表网上接待,对网民意见进行理性的过滤,能够部分克服网络民主的缺陷

人民论坛杂志曾经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腾讯网等做了关于“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5]究其原因,既与网络特性有关,也与官员素质现状相关联。网络是一个极为自由的意见交换场所,网络的匿名性让表达者没有了身份、名誉上的顾忌,一个平时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到了网络空间,可能会成为网络暴民,散布一些非理性的言论,更何况,社会上还有一些居心不良者,会利用网络工具给政府制造麻烦。对于这样的网民,官员如果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恐惧”乃是保护自己的自然心理反映。而反观我们的官员,似乎还未能在总体上具备网络时代应有的沟通能力。习近平曾经批评有的领导干部“不会说话”[6]这种“不会说话”的问题在网络环境下恐怕更为严重。

在利益高度分离的现代社会,公民之间往往诉求有别、立场各异,如果不经中间环节过滤,而直接向当政者提出诉求,任何机制、任何人都无法承受。而网络的及时性、草根性、互动性等传播特性,更能使一件事情在短时间内被极速放大,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让人围观,反应稍慢或回应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为公共事件。[7]现代民主制度采取代表审议政事的间接民主形式,不仅仅在于直接民主难以操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通过代表机制,在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中引入审慎与理性,避免民众的非理性意见对政府造成直接冲击。只要代表选举制度设计比较合理,民众能够决定代表的去留,民众代表就会尽最大努力听取选区民众的意见,并从维护选民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对民众的意见、诉求进行综合、精炼、权衡、取舍,然后在人数较少的代表机构中展开理性的辩论,再将共识传导给司法、行政机关。通过这样的程序就公共事务作出的决策,既会考虑民意,也不乏理性。[8]而面对网络环境下汹涌的网民意见,这种过滤机制更显得尤为必要。

再次,从容量上看,通过各级广大代表上网接待,能容纳更多的民意信息;而党政官员特别是一把手虽有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权力资源,但受制于精力,往往只能偶尔为之

在中国“大政府、大社会”的管治模式下,党政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公务冗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虽十分支持网络名义,但在面对网友直言质疑“做秀的嫌疑”时,也坦言:“领导同志个人与网民的交流,无论怎么努力,接触面都是有限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做秀,那我也不否认。”“领导同志用自己的亲力亲为去做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倡导一种风气。”[9]汪洋的话可谓坦诚。许多人热情期待官员网上对话长效化、制度化,但笔者却抱之以审慎态度。除了间接民主、代议制这些机制因素外,官员精力也是一个绕不开去的障碍。

作为代表,了解民义乃是本职工作,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其他渠道。我国的代表虽然是兼职的,但专职乃是长远发展方向。而且,海曙区的实践证明,虽有兼职条件制约,但由于代表人数较多,组织者可以在代表中统筹调配。以白云街道为例,代表中心组有24名代表,加上联系的省、市代表10余人,以每月开展一次网上接待工作、每次安排2名代表计算,代表一年多才会轮到一次接待任务,而且每次接待时间不超过半天,这对代表而言,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只要组织得当,并不会由于精力不继而影响代表开展接待活动。

三、代表网上接待的困境——与联络站接待比较

“网络民主”在为代表联系群众提供便利广阔空间的同时,也给代表和活动组织者带来了新的烦恼。这个烦恼,不仅仅源自代表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性,更源自于网络媒介作为交流工具的自身缺陷。

(一)与语言交流相比,网上文字交流在信息传输、情感沟通方面处于天然劣势。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时,信息传导速度较快,在固定时间内信息交换量较大,而且交流者可以调动手势、体态、表情、情感来加大信息和思想的传递强度,有利于双方充分理解对方立场,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共同营造一种和谐的空间氛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通过高效率的协商沟通力求共识,理解不透之处还可以仔细切磋。而代表网上接待以文字为单一信息传导渠道,文字形式的信息沟通需要经过输入、发送环节,效率比较低,表达不当,还容易产生歧义,文字表达能力较差的信息发布者,可能使接收者难以理解。在组织网上接待工作中,我们还遇到一些代表,不大擅长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在网上接待时有紧张情绪,也影响了与网民之间顺畅地沟通。更关键的是,网络沟通有一种“不在场”感,在交流时你完全感觉不到对方的情绪,容易形成沟通障碍。[10]

(二)代表对网民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辨别难度比现实空间大。言词证据的初始形态是集语言、语调和表情于一体的系统,而网上对话文字窗口则仅以文字符号这个单一要素来反映前述复杂的系统,会失去必要的证据信息:仅能抽象地反映问答双方的对话内容,无法反映当时的环境,代表也无法得知对方动作、表情等内容,很难判断是否存在虚假不实的情况,不利于查明事实。而在联络站等现实空间面对面接待交流时,代表判断信息真实性的依据可以是多角度的,除了言辞内容的本身合理性判断外,还通过来访者讲话时的神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清醒,眼睛是否有神等等动作形态,收集所有言行反映的形、象、感、情、性、质之所由,从中获取全部言词反映出来的徵信,来佐证并据此推断其陈述是否真实。我国古代周朝司法实践中总结的“五声听讼”——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就是这个道理。

(三)网络的无疆性使网上接待对象参与人群有无限扩大的可能,对代议制内含的选民—代表对应关系提出了挑战。在面对面接待的条件下,联络站的空间和辐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加以人为控制。但网络具有无疆性,只要能够具备必要的软硬件,任何人都可以连接进入。这种无疆性、便利性正是网络的魅力所在,但与此同时,也可能由此引来井喷式的代言要求,是参与接待的代表不可承受之重。20083月,作为首位农民工代表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满怀责任意识,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将她的手机打爆,无奈只好关机;网上博客也久未更新,留言需审核,引发舆论对她“政治花瓶”的质疑。20102月,胡锦涛在人民网开微博的消息一公布,不到两天,注册粉丝数量达10000余人,网站服务器被挤瘫,微博不得不关闭。基层人大工作的影响面虽不如上述两例,但作为代表活动组织者,也面临同样顾虑。更何况,在匿名条件下,组织者和代表根本无法判断网上留言者是否为辖区选民,从而实现为真正有需求的选民服务的目的。

(四)一些网民非理性的表达,对代表的应对能力和组织者的网络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政治参与的外延看,政治参与应是公民以合法手段,规范地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但从我国网络发展的现状看,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匿名性、虚拟化与数字化的特质,使得网民的伦理道德意识变得淡薄和弱化,加之法律对虚拟空间规范困难,带来了言论自由的极大张扬和网络交往的放纵化,构成了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的主体条件制约。在白云街道今年第二期网上接待活动时,有一位电信企业代理店的网友提出:因自己向媒体曝光某电信企业强卖3G产品和TD电话机的事情,该企业不再跟其续签合作,并拖欠余账2.2万元,多次讨要未果,希望人大代表主持公道。代表回答:这个事情应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本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回答,符合人大不介入司法纠纷、不直接处理问题的原则,该网友也不持异议,但其他一些网友对此回答非常失望和不满,多次在网上留言发泄情绪,谩骂人大代表,攻击人大制度。诸如此类的事例,都在考验着人大代表和接待活动的组织者。

四、推进和完善代表网上接待的几点建议

目前,海曙区人大常委会正在认真总结白云街道的经验,正在向全区推广网上接待的做法。实践的推进对理论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我们要正确对待代表网上接待这个新事物,不断完善网上接待工作,努力实现网络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完美结合。

(一)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网上接待的意义和前景,扩大群众利益表达渠道

科技进步为人类民主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和支持,Web2.0技术使表达、互动成为非常便捷而低成本,给社会公众以非常大的发言空间,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主政治的生态。作为权力机关、民意机关的人大,必须适应网络化进程,适应网民的需求,善待互联网、善用互联网,开辟代表网上与选民沟通的渠道,不断扩大民意表达渠道。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认识到,“网络民意”与“普遍民意”不能简单画等号。正如有专家所言:网络表达出来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带有民粹性,它反映的是中产阶级上下的有知识的主流群体的意愿,只是普遍民意中的一部分,不能替代全体社会成员。[11]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还难以利用网络作为自己的表达途径。因此,笔者认为,网络民主只是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手段:以网上接待来弥补代表进社区、进联络站等现实空间难以接触到的部分群体,借助网络数字平台来改善代议民主信息摄取的不及时和不完整。代表网上接待与联络站等其他联系选民的途径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而是要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以进一步扩大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实现网络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二)管理方式上,实行网络实名制与虚名制双轨并行与区别管理

网络匿名性的特质是导致网民言论非理性表达的根源,为消除这一根源,网络实名制作为一种以用户实名为基础的互联网管理方式,渐渐浮出水面,并引发社会广泛的争议。主张网络实名制的一方认为,实名制可以大大降低欺诈、诽谤、人身攻击等问题的发生概率,可以加快彼此身份确认,节省交流时间,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网络生态环境。有的专家更是建议:“中国人大应该禁止任何人网上匿名。”[12]而反对的一方则担心,实名制容易阻塞了解民情、开展舆论监督的渠道,不利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尽管还存在激烈争议,但在部分领域,网络实名制已经开始推行。

代表网上接待是否需要借用实名制来防止网民非理性表达?笔者认为,除了要充分权衡实名制管理的利弊之外,还要考虑代表工作的特性和推行时机。按照大多数人认可的“独立代表论”,代表一方面要听取和反映选民的利益要求,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另一方面,要按照自己学识和品德,独立作出判断和决定。因此,一个优秀的代表,既要帮助解决选民提出的具体问题,又要了解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扩大信息源,提升自身素质,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决断。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笔者建议,对代表网上接待可以区分即时交流和网络留言,分别实行实名制与虚名制“双轨”管理:在即时交流的情形下,有必要加强监管,核实网民身份,确认其选民或辖区居民身份后方可允许参与。而网上留言,则可以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允许匿名留言,让网友自由发言,便于代表广泛了解民情,同时代表也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应。这样既有利于拓宽公民诉求渠道,又有利于减轻代表工作负担,集中精力为真正需要帮助的选民提供服务。当然,推行实名制的前提是代表网上接待已经赢得社会广泛认同,参与人数众多,代表应接不暇。在代表网上接待推行初期,参与人群还不多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实名制只会浇灭网民参与的兴趣和愿望。

(三)组织工作上,积极为代表参与接待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充分发动代表参与,增强代表网上接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人大常委会作为代表活动的组织机关,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需求,强化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在推广代表网上接待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相关组织和服务工作,增强网上接待工作的效果。一要加强代表培训,使代表素质及时跟上网络时代的要求,特别是网络知识、网上表达特性和规律,甚至网络常用词汇的培训,让代表能够与网民对得上话。二要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力支持,优化程序设计,加强后台管理,为开展代表网上接待提供保障。三要注重接待后的后续处理,协助代表归纳网络民意,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监督政府积极处理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对于网民提出的普遍性、疑难性的问题,应当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查,或者将之列入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题,群策群力,推动问题的解决,增强代表网上接待的实效性。四要总结工作经验,制定工作规则,推动网上接待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1]  张海燕:《领导干部要主动融入网络时代》,载2008924日《惠州日报》。

[2]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第74-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第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多少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13期。

[6]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对一种现象提出批评: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处于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7]  5

[8]  参照秋风:《网络民主:没学会走,先学会跑? 》,载2008626日《南方周末》。

[9]  201072日,新华网(广州)

[10]  程乐华:《网络沟通更适合于熟人交际》,载20100811郑州晚报》。

[11]  作者:韩福东 张磊:《网络民主势不可挡 公民社会加速成熟》,载200917日《南方都市报》。

[12]  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南方谈及新闻改革时,提出上述建议。

 

 

 

 

 

密切联系人大代表五要素

钱军

 

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是推动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区人大常委会和街道人大工委主要工作职责之一。笔者认为要从五方面入手,把关心代表的工作生活,倾听代表的愿望呼声,采纳代表的意见建议,解决代表的困难问题,更好地为代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贯穿工作的始终。

“听”,即倾听代表的愿望和呼声。区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贴近群众,所接触的事情、了解的问题与群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代表的愿望和呼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群众的诉求。在每次召开常委会议前,街道人大工委要按审议议题邀请好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在每次组织的视察、调研和其他活动中坚持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在每次深入基层开展工作时坚持走访人大代表,根据每次会议与活动内容的不同,邀请来自各方面代表的共同参与,充分调动他们议事决策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代表意识和履职热情,在他们表达愿望、发表意见的同时,能够倾听到更多来自基层的需求和心声。

“说”,即保障代表的发言和表决。在实际工作中,常委会把保障代表的发言和表决作为审议讨论、决定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在召开会议中通过留给基层人大代表更多的发言时间,让来自基层的代表成为“第一发言人”、“中心发言人”,保障他们依法履行职责的权利,为他们执行职务提供更多方便。

“访”,即联系代表做到多走常访。建议制订常委会组成人员、街道人大工委委员联系代表工作规则,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常委会组成人员、街道人大工委委员分别联系几名人大代表,并根据工作需要每年进行调整轮换,主动督办区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主动接受和回答代表的询问,及时处理代表的情况反映,变“上访”为“下访”。一方面拉近了常委会组成人员、街道人大工委与代表、代表与代表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能够及时为基层代表和群众排忧解难,使他们主动地履行宪法与法律赋予的职责,在生产实践中真正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问”,即征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主要了解代表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讨论和决定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来信来访及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和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要让代表主动发表意见和建议,首先要让代表对常委会的工作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常委会及街道人大工委通过为代表订阅杂志、印送常委会会刊、网络登载工作动态等方式,为代表发表看法、提出建议创造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代表小组活动、举办代表学习培训班、召开代表工作座谈会、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研、走访代表、为代表提供联络方式、接待代表来访等多种形式,变“被动求”为“主动问”,对好的意见和建议积极采纳,及时加以对照完善,以有效促进工作的开展。

 “答”,即答复代表的询问和反映。在日常工作中,代表可以通过来信来访、通讯联系、约见等方式,密切与人大常委会及街道人大工委的联系。建议把人大信访工作与答复代表询问和反映结合起来,明确职责,规范程序,统一受理,统一交办,特别是对涉及“一府两院”的重要信访问题和情况反映,认真加以研究,努力促进问题的解决。

人大代表参与人大信访工作好

贺松成

 

    近年来,由人大代表参与信访工作,使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得以解决的例子越来越多。“人大代表参与人大信访工作好”,正是群众由衷的心声。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对“一府两院”具有监督的职责和权利;代表由选民依法选举产生,对选民的意见和建议必须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接待信访群众,全面参与人大的信访工作,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代表群众向“一府两院”表达诉求,对于畅通信访渠道,创新人大信访工作新机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扩大基层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民主法治的进步,选民已经意识到人大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权力机关的概念已经越来越被社会接受和认可,选民有建议、意见和其他诉求愿意找人大,这是法治的进步,是可喜的现象。

选民的诉求应当由选出的代言人--人大代表去代为表达,这是毫无疑问的。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治模式,权力的源头在人民手中。即选民选举出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此,人民的愿望通过代表传达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并达到自己的政治参与和维护自身的权益的目的。作为选民的利益代言人,人大代表应当成为群众利益的表达和信息传输者,通过接待使选民的意见由人大代表的方式进行直接的利益表达,以达到理性的、有序的政治参与。

《代表法》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人大代表主动联系选民、接待选民信访是执行宪法和代表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选民诉求有“门”,让代表履职有“路”的好方法。

 

整合执法资源  发挥综合优势

着力打造城市管理海曙新模式

区城管局

 

一、实施背景和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随着宁波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管理中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凸显,传统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执法管理模式造成的执法力量分散、日常监管失位、执法存在缝隙等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北京市崇文区(现东城区)的实践表明,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实行城市综合执法,是破解城市管理疑难复杂问题、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有效举措。201088日,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区学习借鉴北京市崇文区(现东城区)的做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在江厦、鼓楼街道正式启动了城市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20109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并确定我区为重点推进项目“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制”的责任单位。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区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主要领导经常性听取汇报并实地指导,要求将试点工作作为提升城区品质和服务市民群众的重要抓手,切实抓紧抓好。江厦、鼓楼街道城市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开展7个多月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和市创新办、市城管局、市法制办等指导帮助下,通过积极磨合、改进和提升,目前运作机制日趋完善,综合优势有效发挥,为打造整洁美丽、和谐有序、公众满意的品质城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主要做法

(一)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夯实综合执法工作基础

区政府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常务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任副组长,区府办等21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和8个街道办事处行政正职为成员的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综合执法各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城管局,具体承担组织实施、联系协调、检查考核、信息沟通等职责。试点街道成立由办事处主任任组长的综合行政执法组,明确由街道分管副主任(即常务副组长)专职负责综合执法日常性工作。各成员单位均建立由主要负责人挂帅的组织机构。区、街两级组织体系的建立健全,为综合执法工作的顺利实施夯实了基础。

(二)推行管理重心下移,构建基层联动协作平台

综合执法工作按照属地管理、重心下移的思路和“政府统一领导、街道牵头组织、日常全面监管、综合强力执法”的原则实施。街道综合执法组人员由城管、公安、交警、工商、卫生等5个常驻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实行街道统一领导下的集中办公,承担辖区内乱设摊、乱占道、乱倾倒、建筑施工噪声、消防隐患等各类违法违章行为的综合执法职能,赋予全权、全时、全管、全责。海曙环保分局等13个挂牌部门均明确1名分管领导,落实责任人员,对街道执法组要求参与的各类综合执法活动,积极参与;对街道执法组发现并反馈的各类职责范围内问题,及时处理并反馈。

(三)坚持管控查三结合,提高问题发现处置能力

按照层层递进、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标准,重新划分管理责任网格,实行区域包干、责任到人,并加强综合执法组与网格员之间的协作互动,实现无缝衔接、不留空隙。依托全区“数字城管”系统平台,整合公安、交警、电信等部门视频监控资源,试点街道综合执法组建立数字城管分中心,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主动发现、处置问题的能力,强化对执法队员的监管。街道综合执法组从早上500至晚上1000实行不间断执法管理,特别加强早中晚等违章高峰时段和节假日期间的管理,对网格员与监控系统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予以查处,对屡教不改的当事人,采取坚决、严格的手段,实现严管严控的目标。

(四)积极推行分类管理,提升综合执法工作成效

将辖区分为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采取不同的管理标准,确定不同的管理目标。中心区域:全面取缔无证设摊、跨门占道经营行为;对无证无照的经营户,责令其限期补办相关手续或依法取缔,对证照齐全但场所不适宜继续经营、居民反映强烈的经营户,督促其限期改变经营内容、更换经营场地或依法予以注销营业证照。按照“增量锁定、存量递减”的原则,严格管控违法建设,确保实现新的不增加、老的逐年减少的总体目标。依法查处“乱”的行为,对乱倾倒、乱停车、乱扔垃圾、违规设置灯箱、广告牌等行为,一律责令其限期整改,对屡教不改的依法立案查处。非中心区域:重要道路、重点区域参照中心区域管理标准,实行严管严控;其他区域常态管理。

(五)强化综合保障力度,形成综合执法有效支撑

全区建立城市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听取综合执法工作情况汇报,协调解决综合执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综合执法办每月组织召开工作例会,通报当月各街道执法组工作考核情况,总结、交流工作经验;街道执法组同步建立相应的交流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各单位选派思想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人员加入街道综合执法组,街道执法组成员实行属地街道和派出单位双重领导,人头经费由派出单位承担;办公经费、专项经费由区财政部门每年统一划拨至属地街道,由街道负责核拨并托底。同时,街道对综合执法组成员实行岗位考核,每年从成员考核奖中划出5000元,作为考核奖惩经费,切实提高执法组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与责任心。街道综合执法组装备以城管中队现有装备为基础,并根据需要由综合执法办统一更新、配置;办公场地由属地街道负责落实。

(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综合执法良好氛围

综合执法工作启动之初,江厦、鼓楼街道综合执法组共向沿街经营户发放了1万多份《告市民书》和《致沿街经营户的公开信》、悬挂了25块横幅,号召经营户和市民群众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及时纠正各种不良行为,维护城市市容市貌。江厦综合执法组还制作了3个大型网格广告悬挂或放置在辖区主要路段、重点场所,并利用商家的LED电子显示屏免费播放城市管理宣传标语,积极为综合执法工作营造声势。执法过程中,综合执法队员对初次违章的当事人多采取教育劝说的方式,尽量以比较人性的手段将各类违法违章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同时,区委宣传部、区综合执法办等也密切联系各类新闻媒体,加大对综合执法工作的宣传力度,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工作成效

(一)执法管理力度明显加大,市容环境面貌有效改观

综合执法工作的实施,各执法部门由原先的单兵作战成为联动作战,由集中式整治成为日常性高压,真正做到了关口前移,变被动监管为主动出击,有效解决了原先城市管理中“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江厦、鼓楼辖区无证设摊、占道经营等各类违章现象大幅减少,市容环境面貌明显改观。据统计,201088日至2011228日,江厦、鼓楼街道综合执法组共查扣无证流动设摊2658起,932 家占道经营的当事人实施证据保存,查处无证店面16家、不规范经营151家,卫生行政处罚5家,拆除违法建设286平方米,拆除违法广告牌58块,查扣无证三轮车、手推车、烧烤车等66辆,清理乱吊挂、乱晾晒、乱张贴、乱堆放707余起,暂扣散发小广告10万多张,抄告违停车辆3800余起,劝离教育流浪乞讨人员共547名, 2名暴力抗法的当事人被处以治安拘留,2名当事人因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二)综合执法效应显现,疑难复杂问题逐步破解

综合执法工作中,各部门执法队员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职,又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形成了较强的工作合力,在破解市容各类疑难复杂和突出问题中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目前,鼓楼辖区内广仁街、秀水街及中心菜市场周边占道经营现象已明显减少,西河街、文昌街无证早市得到有效遏制;江厦辖区内小沙泥街无证早市、大世界周边脏乱差等现象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心区域内利用机动车贩卖水果现象基本绝迹。

(三)协作配合明显增强,推诿扯皮现象大幅减少

原先部门间因职能交叉、责权不清、法规不衔接等问题,在车棚车库出租、无证无照经营(包括未亮证照经营)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非正常乞讨等各类违法违章行为查处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着推诿扯皮现象。综合执法工作的实施,城市管理中所有的违法行为均由街道综合执法组统一查处,使上述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部门间推诿扯皮现象大幅减少,工作效能得到提升。

(四)公众参与日趋广泛,服务民生能力得到提高

综合执法工作的实施,在引导公众参与和服务民生方面均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目前,全区共有250余家单位、2000多名志愿者加入城管协会,已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辅助力量,并在公众加强社会自律和构建城市管理共建共管新格局中发挥了十分明显的作用。积极挖掘现有资源,在停车难比较集中的尚书街、孝闻巷、镇明巷辟出临时停车场,开发出停车泊位370个,极大缓解了该路段停车难题。按照“增量锁定、存量递减”的原则,拆除了9410705平方米违法建设。

(五)投诉举报得到较好解决,市民群众满意度有新提高

原先,如市民群众投诉举报内容涉及几个部门,单个部门执法力度受到局限,多部门联合执法前期协调等又费时费力,处理结果往往很难令市民群众满意。综合执法工作的实施,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从城市管理协会成员单位、沿街经营户等反馈的信息显示,综合执法工作实施后,市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满意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20108月至20112月,江厦、鼓楼辖区累计处理违法违章案件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8%,群众投诉举报下降了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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